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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反!還原二二八大革命 2014/02/19 21:18

二二八事件中,蔣介石親手批示死刑判決的歷史見証。(記者洪瑞琴攝) 

陳儀、柯遠芬、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

戰前,陳儀受到蔣介石的重用,1933年出任福建省主席,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博覽會時,曾代表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參觀。1944年4月17日,被任命為「台灣調查委員會」主任委員,負責台灣相關事務。1945年8月15日,日本戰敗,同月29日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,並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。以其出身經歷,陳儀是國府官員中瞭解台灣的數一數二人物。但觀其來台之後的施政表現,卻與此相去甚遠。

國府接收台灣之後,軍統、中統、國民黨黨部,孔宋集團等紛紛派員來台接收,爭權奪利。陳儀非但沒有制止,反而任其互鬥,在在顯示領導無方,並且用人不明,導致吏治敗壞、軍紀混亂。在接收不當之下,日產變成特權者的私產,甚至連台灣人的私人產業也無理被沒收。在經濟政策上,採取統制手段,實行專賣和公營貿易制度,與民爭利,影響民生經濟發展。這些政策引起民怨,陳儀不僅不加整頓,還有意呵護下屬迴避責任,以致造成社會不安、人心不滿。

228事件發生後,陳儀採取兩面手法,一方面答應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改革要求,上電台廣播呼籲台灣人民不要再走上街頭;一方面則採取分化手段,利用蔣渭川製造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內部矛盾,同時向南京政府提出不實報告。2月28日向蔣介石報告「奸匪勾結流氓」製造混亂。

3月2日要求中央派兵來台平亂。3月6日呈給蔣介石的信函指出台灣人民想離開中國而獨立,是叛國行為,3月7日更要求加派軍隊鎮壓。陳儀得知軍隊將於3月8日登陸基隆的訊息之後,立即豹變,不顧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42條要求,更以此做為台灣人背叛中國,追求獨立的罪名。軍隊登陸之後,陳儀任其槍殺百姓,不予阻止,更進一步實施清鄉,傷害無辜。

鎮壓之後,陳儀自認鎮壓有功,還想繼續留任,策動台籍人士聯名電呈中央,擁護其繼續接任改組後的台灣省主席。後在各方指責下,才被調職,但不久又升任浙江省主席。1949年,共軍南下,欲渡長江,陳儀見大勢已去,遊說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投共,湯恩伯將此消息告知蔣介石,陳乃被補,後押至台灣。1950年6月,以「煽惑軍人逃叛」罪名,處以死刑。

陳儀不因228事件而被懲處,反而升任浙江省主席,顯見蔣介石對他的信任與愛護。後被處以死刑槍決係因對蔣氏不忠,欲投共而受懲處,並非針對228事件的處置。陳儀在台期間,不體恤台灣人的感情,也不認同台灣人的主張。在228事件中,陳儀在軍隊實力不足時,採取妥協策略,欺騙台灣人,其實自始至終,都在等待時機,採取鎮壓行動。

柯遠芬是僅次於陳儀的第二號人物,擔任警備總部參謀長。事件發生之後,2月28日即認為事件幕後必定有人在煽動;3月2日認為有人提出台灣高度自治、獨立、託管等主張,意欲顛覆政府。3月3日,召集情治單位負責人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、憲兵團長張慕陶、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等,要求偵查事變幕後策動份子,並掌握動態,以備將來平亂之用。

3月8日,閩台監察使楊亮功隨增援部隊登陸基隆,晚間乘運兵卡車往台北,途中遭受伏擊。柯遠芬認為這是台灣叛軍所為,但社會大眾卻認為是警備總部欲擴大事件,嫁禍台灣人的舉動,讓楊亮功誤以為台人叛亂,做為鎮壓的合理藉口。同日晚間,警總又有「暴徒進攻」圓山軍械庫之說,民間卻認為這是警總捏造出來的事件。

國府援軍抵達之後,警總即出面主導捕殺台灣菁英與民眾的行動,並利用機會敲詐勒索鉅款,如板橋林家的林宗賢即受到敲詐,賄賂金錢才得以換回生命。柯遠芬為所欲為的行徑,還被楊亮功指為「違法殺人作惡」。

228事件發生時,彭孟緝擔任高雄要塞司令,認為是有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、有計畫、有政治企圖背景的陰謀活動,並認定是共黨從中策動,已決定鎮壓。3月5日,涂光明、范滄榕、曾豐明等人持「和平條件」到壽山要塞司令部,要求與彭孟緝談判。彭因軍事行動準備不足,採取妥協拖延策略,表示隔日再協商。

3月6日上午九時,高雄市長黃仲圖、參議會議長彭清靠、涂光明、范滄榕、曾豐明、李佛續等人上山,提出「和平九條件」。彭卻以涂光明拔槍企圖刺殺彭做為藉口,逮捕涂等人。6日下午二時,彭下令軍隊向高雄火車站、高雄中學、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部進擊,造成民眾死傷慘重。

陳儀、柯遠芬、彭孟緝等三人自始至終主張鎮壓,只是陳、柯兩人在援軍未到之前,故意採取妥協態度。其實在事件剛開始,陳儀即向南京政府呈報,要求派兵鎮壓。此三人都應負起鎮壓台灣人民的責任,陳儀更因施政不當、用人不明,造成社會亂象,要負起更大責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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